永恒的回忆

“时光如流水，往事似烟云。岁月的流逝会将许多往事从记忆的长河中洗去，然而，我在中国度过的3年美好时光，却深深地印在脑海中，成为永恒的回忆。”一位88岁高龄的埃及老人以这样一段开场白打开了他记忆与感情的闸门。这位老人就是埃及乃至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首位驻华大使哈桑·拉吉卜博士。

拉吉卜博士1911年5月出生于埃及一家名门望族，早年就读于开罗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后赴法国留学深造，回国后担任埃及电车公司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进入军界，屡立战功，后成为法鲁克王朝驻美国上校武官。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后，拉吉卜晋升为少将，官至国防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兼军工生产机构主席。1956年，中埃两国正式建交时，拉吉卜被纳赛尔总统选为首任驻华大使。

拉吉卜在回忆中埃两国建交的历史时感慨万千：“1955年4月18至24日在印尼万隆举行了著名的‘万隆会议’。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埃及总统纳赛尔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首次会晤。会晤是非常成功、友好、亲密的，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来形容才显得恰如其分。周总理以其卓越政治家的风度、睿智及谦和儒雅的举止，赢得了纳赛尔总统的高度赞赏和信任。两位领导人的这次握手，是埃中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非同寻常的会晤中，纳赛尔总统将准备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计划坦言相告，寻求中国政府在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周总理立即表示，中国坚决支持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民族主义立场。如果发生外国干涉，中国将全力向埃及提供一切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纳赛尔总统保证在国际范围内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不遗余力。反帝反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将两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联系在一起。双方决定尽快建立大使级正式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事件。”

拉吉卜沉思了片刻然后接着说：“万隆会议后，两国就紧锣密鼓地筹办建交事宜，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即在5月30日双方就正式宣布建交。那时埃及经济十分拮据，国库空虚，没有外汇，纳赛尔总统亲自发出指示，建埃及驻华使馆所需的一些东西可以从王宫中挑选运去，决不能耽误在中国建立埃及使馆。纳赛尔总统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决定选一位懂军事的人担任驻华大使，一旦打起仗来，便于同中方密切配合。当时担任国防部国务秘书兼军工生产机构主席的我，便被纳赛尔总统选中。他知道，尽管新中国成立没有几年，百废待兴，而且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但他却认定中国领导人和人民是可以依靠和信赖的。”

拉吉卜稍停顿后说，“果然不出纳赛尔所料，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英、法等国便对埃及发动了侵略战争。毛泽东主席立即接见了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埃及政府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支持。我记得当时50万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声援埃及人民。我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这一壮观场面。我激动、我流泪，我的身心被如此伟大的人民、如此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所震撼！25万人联名声援，无数的人自愿报名赴埃同埃及人民一起抗击侵略，中国政府紧急向埃及提供了2000万法郎贷款，埃及需要的东西用船运到了埃及，这体现了多么伟大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的战斗友谊！”

老人指着陈列在个人博物馆中最显著位置上那幅在天安门城楼上留下的巨照深情地说，“这是我最珍视的一幅照片。每一位埃及人都应记住中国人民对埃及人民的这份深情厚谊。”

老人平静了一下情绪，微微一笑说，“正像前面我所说的，我在中国的3年是美好幸福的，我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毛主席几次接见过我，周总理成了我的好朋友。周总理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当时驻北京的几十个外国使馆他都经常光顾，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领域的拓宽和加深同各国的友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年中国人民热火朝天搞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领导人平易近人、带头参加劳动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人指着周总理在十三陵水库推车劳动的照片说，“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给人的印象是既伟大，又平凡；既能运筹帷幄，又能联系群众。这可能就是他们所领导的军队和人民能够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取得战争胜利的法宝。”老人又指着自己在十三陵担土的照片说，“中国人民和领导人的干劲令我佩服，也使我感动。我当时就是在他们的感召下主动率领使馆成员和阿拉伯学生去参加义务劳动的，并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称赞。后来其他使馆的人也纷纷效仿。”

老人略带遗憾地说，“虽然后来我没有再去中国看看，但我却无时不在关注着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已20多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凭着我对中国人的了解，我深信，中国人能创造辉煌的古代文明，就一定能创造更灿烂的现代文明。”老人说，“在中国当大使时还发生了一件改变我人生道路的事情。有一次参观天津的一家造纸厂，中国发明造纸术使我想起几千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草造纸。可惜这种技术在埃及已失传千年了。从那时起我就萌发了重新发掘纸草造纸技术的想法。后来我潜心研究，四处寻访，最后终于在苏丹境内尼罗河流域发现了早在埃及境内绝迹的纸草植物，带回埃及培植成功并掌握了制纸技术，使这项古老的技术在埃及重见天日。我为恢复祖国这一古老文化遗产作出的微薄贡献而感到自豪，同时更不能忘记给我启迪和灵感的第二故乡———中国。”